李扬：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及中国的智慧选择

　　在十八大的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我们提出了令人激动的新的目标，也就是到2020年我们初步的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再次在企业竞争力年会上和大家见面。前天举世瞩目的十八大召开了，在十八大的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我们提出了令人激动的新的目标，也就是到2020年我们初步的建成小康社会。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习惯于建设小康社会，2020年要建成了。而且为了保证能够建成，提出了两个翻一番，就是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初步算下来，要想实现这个翻一番，大概年均增长速度6.9%差不多了，因此基本上是有把握的。还有一个城乡人均收入翻一番，大家知道因为它的分子是一个人口，而人口在这段时间也还会再增长。所以，实现这个翻一番对GDP的要求要稍微高一点，大于7.1年均就可以实现，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两个翻一番目标是切实可行的。为了实现这两个翻一番，并最终实现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有一系列体制、机制的保障。胡总书记也说到了，我们的体制、机制需要改革，需要进行创新。

    　所以，今天我想就转型中的一些问题和大家进行讨论，因为我们认为转型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正式的提出转型在上个世纪末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数据和一系列的情况告诉我们，转型并不顺那么，现在这个减速其实已经开始发生，这次危机可以说是标志着上一轮的资本主义历史上二三百年中没有过的增长奇迹的结束，这个结束首先是发生在发达经济体，就是到危机，美国、欧洲、日本，日本已经有长达20年，持续的20年没有像样的经济增长了。继之是像我们这样新兴市场的国家也开始减速，去年开始金砖五国纷纷减速，就是一个明证。这个减速是结构性的，是趋势性的。所以如此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不可逆转的大事件，我们这里列举四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未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基本结束，在中国表现的非常明显，这样一个转移过程的基本结束配置人口的老化使得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的上升了。第二、就是经济结构问题，制造业的就业已经基本上很充分了，所以下一步的就业就必须转到服务业，这是今天我们重点讨论的这样一个转换的问题。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特别是就新型经济体而言，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的低于制造业。因此，这个转移，经济结构的升级就隐含着一个非常沮丧的结论，就是有可能我们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当然就离中等收入陷井不远了。第三、我们过去增长靠出口，靠投资，中国的投资率现在接近50%，非常高，年复一年的投资就留下了大量的资本存量，资本品。这些资本存量到了一定的时候，从物理意义上说需要维修，需要维护，否则它不能够发挥资本的作用，而对于资本存量的维护也需要新增的投资，需要储蓄。而现在恰好在这个对于储蓄，对于投资更为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储蓄率下降了。第四、随着我们新兴经济体开始接近世界前沿，像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我们过去的长达30几年的发展过程已经结束，现在我们需要自我创造，而自我创新的能力是不足的。今年中国开的最重要的会之一是创新大会，本届政府把它的最后一次重要的会议定在创新这样一个事件上，是有慎重考虑的，认为不创新，我们未来的路就走的不那么顺畅，但是创新谈何容易?以上的四个因素使得减速变得不可避免，而且这个减速，我们所谓结构性的指的就是它不是政策造成的，也不是周期因素造成的，是实体面，是真实的因素造成的，我们必须面对它，而且政策调整只会有微小的作用。中国并没有置身局外，曾经说中国一枝独秀，我刚刚说中国不可能一枝独秀，因为我们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而且客观的说，30几年来，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的赢家。既然是在一个村子里，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到，而且客观的说，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各种事情其实都有一个在相应的一个映照。也就是说，比如说美国有一个过高的负债的问题，就有一个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的积累的问题，这个是必须对应的，协商的，友好的，长期的才能够解决的，中国没有置身局外。所以，我们的结构性减速其实已经发生，2012年9月底的数据显示10月份的数据进一步能巩固，我们基于这样一个数据和这些趋势，我们坚决的不同意说中国经济会下滑，硬着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转型是一个大题目，有非常多的内容，今天我只就转型中的一方面的问题，就是结构升级的问题同大家讨论一下，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我们所要说的转型，转型是一个世界性的题目，现在我们看各国政要的演讲和他们的施政纲领，转型肯定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词。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个世界性的事件正在发生，就是危机。现在都在探讨危机，上一次年会上我集中的谈了一下我对危机的看法，我认为还有十年危机才能真正的恢复，走向正常发展的道路，所以前景并不是非常的乐观的。

    　如此大的一个危机，07年算起到今天已经五年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尽管政治家一会儿说复苏了，但是马上又有另外一个数据告诉他，没有那么乐观。而且今后还会要延续这么长时间，这样的一个事件如此之大，就和大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相关。我们往前追溯，目前如此之大的一次危机是因为过去我们有过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长，而现在各种数据显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到这次危机之前，全世界经历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好时光。那么，这个好时光的表现就是发达经济体继续发展，所有的发展中经济体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济表现，当然中国是表现的尤为突出。而且对于这一段时间的发展，现在理论界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可以和经济市场的文艺复兴以及工业各个相提并论的大事件。当促成这样一个全球性发展的因素，肯定是一个全球性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全球化，而且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IT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之上的全球化。因为正是基于这两个基础之上的全球化，使得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村庄，过去不可交往的现在也可以交往了。也正因为如此，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互相关联，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在欧美表现的非常突出的危机对中国有非常强烈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基本上不太认同，它是会一个“V”字型反弹，就是触底之后再回到9，10上，我们知道那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也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比过去30几年平均增长9.8%这样一个平台要低一些的平台上进入下面一个十年。现在国际的机构我们认为有两个预测机构都做了一个预测，我们认为7.5-8可能是一个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增长速度，就是未来的十年。我们开始说两个翻一番，最高就要7.1，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在2020年如期建成小康社会。

   　 那么，对于经济减速传统的思路把它刺激起来，09年搞了一个4万亿，现在也是议论甚多，至少有很多副作用。今年各地在采取措施，有些人说一个新的地方版的4万亿，我们不去深究它的准确性，但是事实是有的。但是，我们的理想目标要使经济会到九点几上，那是不可能，但是损失有多少?一到两个点的平均下落会遗留很多的问题，应当怎么办呢?我们应当通过提高效率予以弥补，我的增长下来了，肯定有损失，这个损失靠提高质量，靠加强内涵，靠提高效应予以弥补。而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这个弥补远比我们搞一个空的九点几的增长率要好的多，随着民营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持续发生下去的话，中国毫无疑问会走到发达经济体上去，我们一定会和中等收入陷井无缘。今天我讲话的里面的核心就是提高效率，我们说起来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存在的差距，这个差距可以用很多指标去刻划，所有指标千头万绪就归结为经济学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效益，全部经济学谈的就是成本对产出的关系，就是用最少的投入产生最大的产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学经济学的第一课老师就这么讲，但是很遗憾，所以这几年效率问题，效益问题，这几年有一个福利意义上的效率和公平，这个问题这些年就被忽略了。最近我们因为国家领导人在谈到应对当前的问题的时候，非常明确的指出，下一步我们所有的工作要围绕提高效率展开。不能说遇到问题要投入，要减税，要免税，要贷款，要贴息，这都是增加投入的措施，没有考虑到增加产出，没有考虑效率问题，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所有的问题如果归到效率上，那么所谓发展的问题，所谓赶超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缩小两类经济体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的问题，我觉得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我们不是说GDP要赶上它，我们不是说人均什么赶上它，说到根本上，使得我们真正能够在世界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是我的效率提高了，这是根本问题。经过这30几年的发展，把这样一个潜藏在我们经济活动背后的最深刻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道理如今明白无误的再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所有的活动需要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就是提高效率，始终用竞争力做我们的名头，是我们始终记得效率是第一位的问题。    那么，关于经济发展，提高效率，其实是有两种发展的路径，一种当然是发达经济体那样一种比较均衡的路径，一种是非均衡的发展，通过政府动员储蓄，并且大规模的投放在我们需要发展的行业，利用资源禀赋的相对优势，什么承受非常严重的环境破坏达到那几个指标的赶超，很明显。但是，当我们收入到中等的时候，我们这种赶超型的经济增长的范式就会遇到困难，如果不改变，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井，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如果我们经济不迅速的转到提高效率，只是考虑到铺摊子，大投入，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大家说发展什么东西，不计成本，不计代价，那不是可持续发展，那只是求一时数据的好看。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大国，对于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竞争的大国，外汇压力越来越大的大国，我们不能走这条路，我们必须以提高效率，以效率比别人高来取胜，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强调。

   　 关于经济转型发展，从文献上看有三个描述发展的定律，一个是产业结构的变动，从一产到增加二产，从二产到增加三产，最后变动的根源是什么?根源是在寻找更高的生产率。不像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服务业的时候，所有的文献没有95%以上谈是为了寻找更高的效率。所以我们依靠市场机制来推动转型，不断提高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而这个意味着要通过依靠市场推动转型，而不是推动行政干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依靠市场机制，依靠企业来转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林德需求相似定律，就认为收入水平差不多的时候，需求结构也差不多。因此，这样一个定律所揭示的是需求结构的变化在引导着产业的变化。那边是供应，这边赢得需求讲的是需求，需求面也发生变化了。第三个有影响的定律就是广义恩格尔定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消费比重逐渐上升，这说的是人性，说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在转型过程中，效率是核心，其他都是次要的，我们现在大家想一想，说科学发展，看很多文件，很多这些报纸的文章，说结构转型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一下，通篇不见效率两个字，就说要转，不可持续了，不平衡了，到底怎么不可持续，怎么不可平衡了，再深一步的道理没有展开说，我觉得效率是核心，这是深一步的道理。对经济增长最大的因素就是产业部门比重和该产业部门效率变动的乘积，如果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但是服务业的效率改进又慢于制造业的变动速度，则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欧美国家进入高收入水平经济增长减速就是受到了上述规律的影响。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我们从历史的数据看，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决定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转型的成功与否，决定了结果的差异。历史数据显示，在发达经济体转型的过程中，它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的高于制造业，正是因为有这个高，所以转到服务业才使得它整个劳动生产率更高，我觉得这点要记住，这个服务化的效率基础是非常牢固的，而在一些第三产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知道在说中国目前经济问题，很多人都会说，我们服务业还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不如巴西，不如印度，我们今天讨论之后，大家要明白无误的告诉他，那个结构不作数，关键在于这个结构变化中的效率的变化。

    　现在我们看到，刚刚所举的像巴西、印度这些，它的服务业很发达，巴西服务业80%几，但是它的效率是很低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服务业的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是低于制造业的，所以越转的多，它的劳动生产率越低，它越陷在中等收入这样一个陷井中不得增长，这点要特别注意。所以，第二、第三产业效率的相对状况，两个产业的相对生产率能否成功。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的对比，浪面的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发达国家，下面是相反的，下面进一步看一下。

    　发达经济体的情况来看，1970-1990年末，发达经济体普遍出现了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大趋势。统计资料显示，那个时候他们的第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或等于第二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因此这个转型比较顺利。因为资本向生产率更高的产业去转，趋之若鹜，比如我投入这么多，我投入在制造业中有一个产出，所以它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在，才会有整个经济服务业化的一个良性的兼顾。但是，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第三次产业规模的扩张和劳动力向服务业部门持续转移，发达经济体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出现递减的趋势。这个图统计了近10个发达经济体而且我们用的是一个比较，第二次劳动生产率为1，看它的第二次产业的比较，红线是1，高于这个在此之上曲线那样运行，那些年代在这些国家中，它的第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二次产业，所以转型非常顺利，转型企业是非常欢迎转型使得发达经济体更加发达。但是这种情况在世纪之交有了变化，有很多曲线已经落在红线之下了，这个是发达经济体的情况。

    　那么，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相反，拉美国家几乎从一开始相应的比例都是同样的比例，就第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对第二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1的时候是一样的，那就是第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次，所以看它的经济结构，看它的服务业的比重，它似乎是一个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国家都是被列在中等收入陷井之内的国家。那么，亚非各国含中国了，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有过类似发达国家的那样一种情况，就是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二次。但是，情况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迅速的变化了，我们就滑在这个之下了。一个统计分析显示，现在我们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致上只相当于我们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70%。

   　 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做了一些城市的比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他们落在1下的过程比全国要滞后的多，但是大致上都是在世纪之后开始落在1以下。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纪之前的这样一些发展，在这些城市中的一些发展，我们的第三产业或者是大概等价于服务业发展还是比较符合那样一种增长规律的，在那之后也陷入了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相同的困境之中，现在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那么，说到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我们还要再深入的说一说，刚刚说的劳动生产率比较，其实中国劳动生产率低始终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时宣传的时候说我们是三个人活五个人干，说我们劳动生产率低，说我们体制造成劳动生产率低。统计显示90年代中期，发达经济体第二次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中国的20-30倍，第三次产业相当于中国的30-40倍。08年的统计分析显示，这个差距在缩小，发达经济体第二次劳动生产率的约为中国的10倍，第三次劳动生产率约为中国的15-20倍。大家到美国去看，企业比我们好的多，而且总体来看，它的问题政府有问题，居民有问题，市场有问题，企业基本没有问题，我们应当看到这一点。

    　进一步的比较，如果以上海为1，我们可以看到08年大多数国家是我们3-4倍的样子，就是中国最好的城市相比，平均起来我们是不行的。第三个产业也是这样，上海为1，其他的美、日、英都比我们好，3-4倍，倍数更大一些。这些情况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进一步的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面有所建树，否则永远是二流国家。

    　进一步回到中国，中国的经济减速是结构性的，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新的结构性，结构性减速，结构性增速，为什么有结构性，这是结构性指国民经济的大结构。在我们三次产业中，我们从第一产业为主，然后转向第二次产业为主，这个转换非常制成功，它是加速的，保持了我们九点几到十的增长，这是结构性的加速。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第二次结构性调整，就是大规模的转向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现在低于制造业，低于第二次产业，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结构性的减速，所以我们对减速不用趋向性，这两个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们倾向于结构性减速，这种减速是指由于我们经济结构进一步提升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造成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演进的趋势，进而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巨大的冲击。

    　怎么办?提高第三产业，或者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决不意味着工业与服务业的此消彼涨。下一步金融改革，在十二五金融改革发展中说到发展融资，我们长期以来也是此消彼涨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产业的分解分工向服务业的延伸，无非只是第二次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内部分工的外在化。大家看一下金碚所长一个很精彩的分析，说到汽车十几个环节，这十几个环节如果把它外在化，外包，那么汽车这个典型的制造业事实上是一个服务业。而且这样的一种内部分工，外化为部门阶段关系，这是提高效率，就解决了向服务业转移效率降低的问题，也就是发展服务业是制造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结果，决不是说有一个挤压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没有这回事。我到一些省里面去，有几个省的领导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回去建议你跟你们的学者说，不要忽悠我们拼命发展第三产业，我不发展第二产业就没有第三产业，我说我一定转达，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因为这些话刺激了我，最近我作为金融研究的学者比较多的研究这些效率问题，转型问题。

    　那么，金所长的判断是三次结构变化，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决不意味着工业与服务业的此消彼涨。而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产业链的分解分工而向服务业延伸，是其内部分工的外在化，应该基于市场机制，依靠企业来实现这种转型，这样扭转了第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持续降低的趋势，认为追求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更不可取，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工程进入考核指标了，这样不行，必须依靠市场，依靠企业。

    　最后，服务业是一个大框，我们分成四类，一类是金融保险服务，金融搞多了就意味着泡沫，会为转型拉后腿，现在很多的地方把金融指标搞上去，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常常忘了另外一句更根本的话，金融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只能有助于产业运行，它本身不是财富，就是一堆泡沫，一堆数字，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对于发达服务业中的金融产业要持这样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第二、直接服务业，餐饮，这些东西我觉得也不能过度发展，现在很多城市卖包的比买包的多，那种服务业的效率当然低了，所以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发展这是直接服务业的一个规则。第三、工业化服务业，这就是金所长在报告中反复强调的，我们服务业中的大部分其实脱胎于制造业，脱胎于第二次产业，它如何脱胎，是因为在原来的框架中再进行效率不高了，必须把它外包出去效率才能高，这种服务业大发展。最后还有一个服务业就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业不是越大约好，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总之，我们确立提高效率这样一个根本的目标来推动这个转型，转型中要分别各种不同的情况，还是回到提高效率为最后的目标，我们这个转型是一定能成功的，我们两个翻一番一定能实现，我们2020年一定能够进入小康社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