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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中全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作风上全面构建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将成为十八大后开展的运动式、治标式反腐转向制度式、治本式反腐转变的重要标志。 第一，本次全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筑牢制度反腐的思想基础。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重新制定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并且围绕这一准则，出台了一系列十分严厉的举措。在笔者看来，这可以说是对以往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实施的系统性总结。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中央就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准则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贯彻和实施，否则，你很难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场打虎拍蝇斗争，会有这样多的大小官员落马，其腐败的轨迹、过程令人感到震惊。尽管这种现象与党和国家的监督制度不健全有直接关系，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思想涣散、组织涣散突出，党内缺乏正常的生活、党不管党有很大的关系。 就笔者观察，尽管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出新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修订完善了党内监督条例，但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制定出更加具体、可操作的强力举措，并坚决予以实施贯彻。比如，在准则里强调党员要忠诚老实，不能对党组织说假话，也不能用任何手段好方式逼迫下级说假话。有关个人、家庭的重要事项要诚实地申报。但笔者认为仅有个人申报似乎还不够，还要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接受党员甚至公众的监督。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对执政党来说，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只有公开透明了，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腐败才难有藏身之地。 还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明确规定要探索实施官邸制，这个问题，到目前在高层还没有被启动。尽管全国许多地方普遍建立了领导干部异地任职的流转房制度，这几年的运转成效明显，在抑制领导干部以权谋房的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更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层，这项改革似乎也遇到了一定的阻力。
因此，按照新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如何解决党的高级干部存在的种种特权，规范领导干部包括医疗、住房、离退休后的生活待遇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样我们的执政党才能真正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和认可，提升正执政党的竞争力和公信力。（凤凰网独家稿件，如无许可禁止转载） 值得注意的是，在筑牢制度反腐、制度笼子的思想基础方面，六中全会遵循党章的基本原则，对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做出一系列重要规定，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坚持党的民众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发挥党内民主，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领导不能以任何形式压制党内民主；所有党员都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坚决反对两面人等。可以设想，如果中共的8800万党员，包括中央层面的担任高级领导干部的党员，能够用这些基本准则规范自身的言行，党的整体状态必将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多管齐下，构建制度反腐的笼子体系 十八届六中全会除了制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党内生活准则外，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修订《党内监督条例》。实际上如果把早先通过的党内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例以及选人用人的一系列制度等放在一起观察，就可以发现，中共正在打造制度反腐笼子的体系。而六中全会之所以要如此重视《党内监督条例》的重新修订，实际上也是与当前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危险、挑战是息息相关的。 正像全会公报所指出的，中共正在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必须把加强党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放在突出地位。这就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四种危险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应该说这些考验和危险，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 但恰恰在这个关键点上，党内由于监督体系的薄弱、缺失，使掌握种种权力的党的领导干部，在权力行使和运用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范和混乱的状态，从而导致腐败的泛化和蔓延。可以肯定地说，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种由个人腐败发展到制度性腐败，再发展到社会性腐败，从而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某些不信任，与执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强化对党的领导干部公权力的监督，就成为当务之急，也成为克服中共执政软肋的根本途径。 基于此，六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如果说，六中全会中提出的这些重要举措能够被实施和落实，就可能补上对公权力监督这个制度短板，为未来的制度性反腐构建坚实的基础。 第三，重点是把"关键少数"关进制度监督的笼子 六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要加强对党内高层领导干部的监督，特别强调要解决"关键少数"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之所以被如此重视，也是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给人们巨大警示的经验总结。资料显示，从党的十八后，中央坚决反腐的决心不动摇，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强调不管腐败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的权力有多大，地位有多高，都要一反到底，绝不姑息。并指出反腐没有铁帽子王，反腐永远在路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等。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腐斗争中，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70多名省部级以上高级官员和将军落马，震撼中外。但如果对这些腐败落马官员进行仔细分析，也很令人深思。比如，十七大共选出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大后倒台了3位，如果加上之前落马的薄熙来，总共4位，占比高达15%；党的十八大共选出367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目前已经有23人被查处，占中央委员总数达到5.8%。其中不少人曾担任多党和国家要职和党政军一把手，更不可思议的是，许多人都曾有边腐败、边提拔的经历。 种种迹象表明，一个领导人的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腐败概率不是越低，反而是越高。这种现象固然与位高权重的诱惑多有一定联系，但仅此并不能准确地解释上述现象。因为从更普遍的情况来看，往往一个位高权重的高层领导干部，常常会处于监督的真空状态，也就说，关键少数之所以有这样高的腐败率，本质上是因为监督缺失所致。 反过来看，这种的制度缺失也害不不少人。正像当年邓小平曾经指出的，一个制度好，可以使坏人的行为受到约束，一个制度不好可能使好人走向反面。可见如何从制度层面解决好关键少数的问题，在党内不造成有不受约束的特殊党员、特殊领导，或者说把关键少数关进制度笼子里，就成为我们制度构建成功与否的关键。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印证了美国总统小布什的一段精彩论述：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技术，也不是文人们写了那么多浩瀚的著作，而是人类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把他关进笼子里，让他不要害人，布什说，这个笼子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他正在站在这个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第四，防止制度反腐的笼子成为摆设 从长远历史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缺失有可能成为中国反腐由运动式反腐向制度性反腐的重要转折点。但是这个转折点能不能名副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已经构建了约束公权的制度笼子体系，而是这个制度笼子的作用能否得到真正发挥作用。从过往的经验教训看，我们过去也不是没有制度，更多的情况是这些制度往往在实施中就成了摆设，走了样，变了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以十八届六中全会为标志所形成的制度笼子体系，得到真正的落实，它才能发挥威力，产生长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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